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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侦探与警察共生体制

  有人谐谑地说:“自古以来,官兵抓强盗,警察抓坏蛋是天经地义的事,如今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私人侦探。警察固然多了一个抓坏人的帮手,但也因此面临着竞争。如果说警察是抓老鼠的猫,那么私人侦探就比喻成多管闲事的狗。比起警察来,私人侦探身手如何?......事实证明,私人侦探确是会抓老鼠的狗。”此君引经据典依例立论:1994年9月,一位居住在巴黎的女士悲伤地打电话给洛杉矶私人侦探洛根·克拉克说:“我想知道是谁杀死了我侄女,我希望在我去美国之前能查个水落石出。”女士的侄女年仅9岁,在加州的奥兰治县家中被人杀害。尽管警方已经在着手调查,女士却坚持请私人侦探出马。他认为警察人力有限不会对一般的杀人案件投入足够的警力。克拉克接案后立即抽调12名侦探分头侦察,仅用3天时间便查明了原因:凶手是一位18岁的怀孕少女,因一桩毒品交易出了差错,迁怒于这位女孩将其杀死。警方根据提供的确凿证据,将凶手逮捕归案。

 

  另一个案例是说加州17岁的中学生泰失踪多日,警方调查无果作为失踪案归档。泰伊的父母预感儿子遇难,请私人侦探侦察。8名侦探工作两天,在公园的一处地下挖出了泰伊的尸体。他因纠纷被5名同学杀害后偷偷掩埋。

 

  该君还写道:“私人侦探的生意越做越大,俨然成为一支民间警察大军。”有些警察对这些捞世界的“老百姓”颇不以为然,而些私人侦探也不把这些“吃公家饭的”人看在眼里。私人侦探常常指责警察疏懒成性,破案率低。警察辩称,自己依法行事,受到较多羁绊,而私人侦探的高效率,往往是利用违法乱纪手段取得的。“不论警察与私人侦探孰是孰非,近年来美国的私人侦探激增则是事实,甚至有越来越多的警察中途辞职,投入到这个日益蓬勃发展的市场。”

 

  因表白“只要我打一个电话,就能比联邦调查局更快地了解到该局中的档案情况”,开罪警方而几乎得势不两立的美国著名私人侦探阿曼德·格兰特怎样看警察?他理解是:“警察局无力处理所有的案子,它只能着重处理伤害、强奸、抢劫和谋杀等案件。由于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里,警察局至少要照顾公众最关心的防暴行为。他们需要把同自己的饭碗有关的案件放到最优先的地位。其次他们还要注意解决一些非暴力的毒品交易、道德败坏和偷窃等。至于那些诈骗案、大骗局、侵吞公款以及其他‘白领’犯罪案件,侦破时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人力,而在社会上却不多为人关注。有时,繁忙或偷懒的警察还利用上述现实情况作为借口,对于简单和例行的调查也草率行事困扰所有警察机构的问题是:工作过重、报酬过低,因而容易受贿或屈从于政治威胁。”“此外,我们的司法制度着重于保护个人的权力,这点我并不反对。但现在的做法是法律不能束缚‘白领’犯罪,却束缚住了警察。为了让法庭同意逮捕一名罪犯,警察机构在侦破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行动。在实际生活中,这意味着警察难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得侦破‘白领’犯罪所必须的情报。同电视中所描述的情况相反,最好的告密人并不向警方报告,因为他们不愿让警察知道他们是谁。因此警察和其他人都肯雇用私人侦探。

 

  由大学哲学系教授改行私人侦探的乔塞亚·汤姆森的观点是:私人侦探是弥补警力不足的最好方法,除非纳税人愿意出钱大量增加警力。”汤姆森教授受理的案件中,不少就是警方接受报案后认为属于一般案件,无力顾及,事主转而向他求助。

 

  请听警方的解释:加里福尼亚州警察局长鲍勃·贝尔说:仅在加州,警方每月需要处理的案件就是15年前的2~3倍。在这15年里,加州警力很少增加,私人侦探的人数则增加了两倍,达到700多人。受害者想使案件尽快得到侦破,警方没有足够的警力和时间,私人侦探正好可以满足双方的需要。

 

  关于鼓励私人侦探开业以弥补警力不足的问题,多少年来已经反复地被讨论过许多次了。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报纸就曾展开过一次讨论,发端是1932年3月1日,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的独生子被人绑架,继之被杀害。两年多以后,1934年9月凶手布鲁诺·豪普特曼因其他罪行被捕后供出真情。美国警方因警力不足迟迟未能破案救人,激起了公众的极大不满。《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说:林德伯格案件证实了公民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因为当局不能提供打击罪犯的有效领导。公众应在每个社区中组建治安维持会或其他有效的组织,同法律当局进行合作。芝加哥议会犯罪问题委员会主席弗兰克·洛希就该问题拜会罗斯福总统,愤怒地说道:“我认为,为了彻底消灭这种对我们生命日益增长的威胁而需要做的事情是,成立一能在全国各地活动的私人组织。它应该像芝加哥私人侦探组织那样采取行动……必须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干这种事。私人个人可以组织起来查出这些犯罪活动的幕后人。这种组织在每个州都应该健全起来,然后再成立一个全国性机构。”

 

  警方还用统计数字来表明警力不足及私人侦探对于警方和公众的重要性。纽约是世界上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最多的特大城市之一,1994年拥有警察人数为3.1万人。每天按8小时一班值勤人数应是9700人,实际上达不到。其中1200人放假,1000人生病请假,200人担负限定的任务,6000人轮休,1200人在内勤部门从事二线工作,800人随时待命增援,1900人在有组织犯罪调查局200人应付机动任务。他们中间有3000人是便衣警探,4600人是警官。无论是担任巡逻任务还是对案件进行侦破,都倍感警力不足。警力不足的另一个佐证是:社会犯罪率居高不下。西方国家公布的数字表明,1992年发达国家每10万人口中暴力罪案前10名数字是:

 

  谋杀案:美国8.4件、加拿大5.45件、丹麦5.17件、法国4.6件、葡萄牙4.5件、澳大利亚4.48件、德国4.2件、比利时2.8件、西班牙2.28件、日本1.2件。

 

  强奸案:美国37.2件、瑞典15.7件、丹麦11.23件、德国8.6件、挪威7.87件、英国7.72件、芬兰72件、法国6.27件、瑞士616件、日本1.4件。

 

  抢劫案:美国221件、加拿大94件、法国90件、意大利50

 

  件、德国47件、爱尔兰47件、日本1件。青少年罪案中17岁以下比重:日本45%、挪威42%、西班牙33%、芬兰25%、英国22%、加拿大22%、瑞士19%、美国16%、德国14%、法国12%。

 

  罪犯中女性比重:德国23%、日本20%、奥地利19%、法国18%、美国18%、瑞士16%、瑞典15%、加拿大14%、英国13%、卢森堡13%。

 

  同样的问题在其他许多国家也都无一例外的存在。欧美日等国家的私人保安人数都已超过警察人数,巴西圣保罗市私人保安人数是警察的3倍。1998年南非有13.4万名警察,私人保安人数30万人,但仍不能解决小政府大社会面临的治安问题。

 

  1999年6月在比勒陀利亚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提出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如果把警察法院和监狱的部分职能分包出去南非的治安状况会有所好转。”南非政府机构安全问题研究所的马丁·斯孔泰赫说,随着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和保护平民的需要日益增加,国家无法相应地加强刑事司法制度。但私人和私人保安公司4年来增加了一倍多,已经注册的有5586家。经费不足、负担过重的警察机构应该把调查、守卫等职能包给私人公司。私人公司在人员和装备方面都优于警察机构,保安人员与穿制服的警察的比例是4.4:1。私人公司有8万辆汽车,而警察机构只有3.7万辆。目前执法机构对案件的侦破率、重罪定罪率都在下降,如果由配备了经验丰富的侦探和法律系毕业生的私人保安公司,负责调查强奸和杀人等暴力犯罪,这种情况就可能改变。

 

  宪法法院研究负责人霍华德·瓦尼认为,国家应该允许建立私人检察机构,以缓解国家检察系统的压力“这不是独创的或过激的”,而是以历史、尤其是英国法制史为基的。企业和公司会雇用私人调查人员和律师调查商业犯罪,因为警察没有这方面的调查能力。警察还应从行政和守卫等单调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斯孔泰赫还认为,南非监狱可容纳9.9万犯人,但目前关押了15.1万,其中15%以上获得了保释,但却无力支付保释金。由于国家每天要为这些犯人花30万美元,应该允许私人保释机构将他们保释出狱高犯罪率和治安恶化使警察倍感压力。世界上解决该问题方法

 

  历来有两种种是欧美国家的做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更多地依靠民自治方法解决,甚至包括法院、检察院和监狱,也可以考虑分权于民。另一种做法则是惯常于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基本做法是集权再集权,把国家机器强化到极至,但效率很低,纳税人的钱不少被扔到了水中。

 

  社会需求推动了私人侦探、私人保安业的发展。那种认为只有有钱人才雇用私人侦探、私人保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普通公民也同样有求于他们。私人侦探越来越多地介入中产阶级的生活与事业,合乎情理。